全球金融危机后的这十来年，世界各种摩擦不断，冲突战乱频仍：阿拉伯世界颜色革命此起彼伏，难民流离失所；民粹主义抬头，欧美多个国家的民粹在野党声势日益熏灼；贸易争端爆发，黑天鹅事件频发，资产价格时有剧烈波动……
这些现象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，其实是贫富差距问题。人类社会距离上一次全球范围的战争，已逾70年，如此长时间的和平时期，在历史长河中是比较少的。在超长的“稳定期”里，财富积累和分化过程几经曲折，越来越严重。
全球财富分配分化
根据乐施会（Oxfam）的一份研究报告数据，2018年世界上的富人的财富每天增加25亿美元，而最富有的26人所掌握的财富相当于最穷的38亿人（相当于全球人口的50%）的财富总和。
财富天平的两边，一边是26个人，另一边是38亿人，这样鲜明的反差，刻画了一张全球财富分配极端不均衡的图景。
经过进一步的数据观察，我们发现，一百年以来，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财富分配趋势不容乐观。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、日韩等东亚国家、巴西等拉美国家、中国和印度等各类发展类型和阶段的国家，几乎都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开始出现了财富分配的持续分化，这些国家最富的1%人口所拥有的财富占全国总财富的比重持续上升。
根据皮凯蒂（《21世纪资本论》作者）等人推动的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项目所调查的数据，各国最富有的1%人口，持有的财富占社会总财富的比重都在20%以上，俄罗斯超过了40%，美国高达39%，印度达到31%，中国为30%；前10%的居民持有的财富占比都在50%以上，最低的是法国，达到55%，俄罗斯、美国都在70%以上，韩国、印度也都在60%以上，中国为67%。
财富分配不均衡的原因
财富分配不均衡，源自于不同社会阶层、行业领域以及身份族群之间的利益分配，更源自于生产过程中劳动、资本、技术和企业家等不同投入要素的贡献。但简单来说，财富分配不均的成因可以分为收入和非收入两个层面。
1、收入不均衡
财富分配不均的重要原因是收入分配不均，毕竟收入是财富的最主要来源。从下图可以看到，与财富分配的趋势一致，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收入分配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趋势。各国收入最高的1%人口的收入合计占该国国民收入的份额持续提升。具体来说，各国收入最高的1%人口，其收入合计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都在10%以上，巴西、印度和美国均超过了20%，美国高达39%，英国和韩国达到12%，中国为14%。
从下面的全球收入分配地图来看，除了少数北欧和高福利国家以外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中的少数人的收入，合计占该国全部国民收入的比重都很高。
那么，收入不均衡的原因又是什么？
首先，从动态视角来看，市场经济的增长必然伴随着一定程度的收入不均衡。因为，市场经济持续增长的微观基础是各类投入要素得到合理的激励：教育投资得到应有的薪资增长；企业经营获得利润进而资本得到收益；技术创新获得市场回报；规模经济性导致产出比投入增加的更快更多。而这些因素本身意味着：不同人群的教育程度、能力天赋不同，导致工资收入不同；资本和企业主获得成本以外的利润；规模经济也要求各类资源集中在少数人手中。不过，我们也不能将收入不均衡视为市场化的结果，因为市场化程度低的经济体的贫富差距未必就小，很多时候会更大。
其次，从国别的横向比较来看，收入水平更高的国家，其收入不均衡的程度可能是更低的。下图中，基尼系数（反映收入不均衡的程度，0代表绝对均衡，1代表绝对不均衡）与一国人均GDP之间的关系呈现了不太明显的负向关系。这背后的原因是，收入水平更高的国家，有了更多的资源用于支付福利、缩小各类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。而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中低收入国家，其主要的精力投入在经济增长和效率提高上。
以上两点提到的市场化竞争和经济增长带来的不均衡其实并不坏，因为这是投入和产出的互相匹配决定的，换句话说，“不均衡”不代表“不公平”，一定程度的收入差距能起到激励人们努力工作的作用。但在欧美很多国家，由于历史、政治或者文化等原因，国民的身份不同，很可能导致他们的收入受到限制，而且这些限制很难通过后天的学习和工作消除。比如，在美国，黑人群体的收入显著低于白人群体。
此外，在很多政府干预较多、经济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国家，存在大量行政垄断和大型财团垄断，这些垄断给有些行业带来了超额利润，自然也造成了国民收入的不均衡。
2、非工资收入因素
首先，财富分配的本质决定了财富从分散走向集中的倾向。随着经济的发展，贫富差距扩大往往都是不可避免的。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表明，即使所有人的初始禀赋、资源和机会是完全相同的，随着市场交易的复杂化，最终财富的分布结果也极其分化。即便不同人群的工资收入水平可能相差并不大，市场集中导致的资源向少数人集中，也会导致少数人的财富积累明显快于普通的劳动者。
其次，财富分配具有代际的粘性。这里不得不提到所谓的“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”，该曲线由加拿大经济学家Miles Corak提出。它说明了这样一种社会经济现象：高度不均衡的国家具有较低的代际流动性，即社会财富越不均衡，个人的经济地位就越由其父母的地位决定，子女处于父辈的经济阶层的可能性就越高。
上图中，横轴为基尼系数（收入不均衡程度），纵轴为“代际收入弹性”，用以衡量父代的收入影响下一代收入的程度。从图中可以看出，父代的影响与收入不平等高度相关，形成了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。这条曲线被广泛地用来讨论“美国梦”是否已经幻灭，这与那部著名小说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的主旨非常吻合，因此将其命名为“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”。
现实社会中，拥有比较好的家庭背景、更丰富的社会关系网络或者更好的身份地位的人，拥有更多的机会获得垄断部门的利益，而上述这些因素大多来自于父辈。
财富差距过大的危害
财富或者收入差距过大是对国民总体福利的侵蚀，从务实的角度看，严重的收入不均衡还会影响经济增长。
为什么收入差距会影响经济增长？
古话说：“不患寡，而患不均”。这句话暗含的前提是，收入不均与经济的增长之间没有关系。殊不知，“寡”和“不均”互相联系，尤其是“不均”会导致“寡”。在很多东亚国家和地区，与经济持续增长相伴随的是财富分配的相对均衡，而在南美国家，收入差距巨大却与经济增长停滞并存。
为探究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均衡之间的关系，经济学界进行了深入的探讨，得出的普遍共识是：收入不均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负面作用是较为明显的。具体而言，其影响机制有以下四个渠道：
第一，由于存在信贷市场的不完善性，收入差距的扩大将使得更多的穷人面临信贷约束，降低其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。
第二，在民主社会中，更大的收入差距会使得更多的人支持增加税收来促进再分配，而更高的税收则对经济增长存在负面的激励作用。
第三，收入差距的升高可能引起社会动荡，恶化社会投资环境，并且使更多的资源用于保护产权，从而降低具有生产性的物质资本积累。
第四，由于低收入家庭的生育率更高而人力资本投资更少，当收入差距扩大时，会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比例，从而降低全社会的受教育程度和经济增长。
因此，收入差距过大不仅是社会正义所不允许的，也会影响实际的经济增长。当收入差距过大时，人们不再以创造财富作为自我实现，而是以掌握有分配别人财富的权力为荣，容易引起收入差距的恶性循环，即分配别人财富的欲望驱使青年精英涌向垄断行业和政府部门，从而行政垄断和政府监管倾向于更多的市场干预，经济效率进一步下滑，直至经济增长停滞。
中国的情况
上述造成全球财富分配分化的因素，或多或少存在于中国，但中国的收入不均衡，还有一个重要成因来自于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。
首先，地区之间来看，中国最发达省份的人均GDP是收入最低省份的四倍。对比中国各省和美国各州人均GDP的分布，可以发现中国不同省份明显更加分化，而美国各州则较为接近（参见下图）。
再看城乡之间，中国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始终保持在农村居民收入三倍的水平。这与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有着紧密联系。因为在中国比较贫穷的地区，他们的农村居民所占比重是比较高的，他们的收入拉低了该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。
总体而言，这类收入差距的出现，更多是源自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资源错配和发展模式的偏差。
如何破解财富分配不均衡问题？
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。对于财富分配不均这一长期存在的全球普遍性问题，想要一招制敌，可谓异想天开。不过，我们可以尝试着针对性地分而治之。
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，全球范围内的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均衡分为两类：一类是市场竞争和经济增长带来的，这类不均衡如果是适度的，便可被视为“良性”的不均衡，不必过分担忧；另一类则是所谓的“不合理”导致的。
首先，对于“不合理”，政府的作用要体现。通过税收调节、减少政府干预和行政垄断、引入竞争等措施，可以缓解贫富差距。而最根本的解决方法还是通过更加深入的改革，让广大的中低收入群体获得更多的关注，从而获得对应的经济利益。不过，这意味着以高收入者和富人为代表的既得利益者的损失，改革也会进入“深水区”。对此，有一个方法可以一定程度上推进这些改革，这方法便是对外开放。中国40年改革的重要经验之一便是开放倒逼改革，有序的开放可倒逼国内落后的政策和制度更快地被改变。
其次，对于中国等国家由于资源错配而导致的收入不均衡，可运用市场力量，让劳动力等投入要素自由流动，进而纠正各要素的激励机制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要帮助欠发达地区提高他们的人均收入水平，主要的工作应该聚焦于提高欠发达地区农民的收入水平。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情况下，农民自然会更多的到城市就业来获得更高收入，这要求户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继续推进。因此来看，不论哪个国家，要解决财富分配不均问题，需要系统性的配套解决措施，更需要国家关于缩小贫富差距的改革决心和大政方针。
